隆冬季节，朱宪民穿一件毛绒质感的西装外衣，内搭一件鸡心领毛衣，花样都是低调的黑灰色。胸前挂着眼镜，头上戴着男士贝雷帽。他老是笑盈盈的，元气心灵王人备，不像是一位也曾80岁的老东谈主。

朱宪民是中国摄影界公认“最早将镜头瞄准宽泛东谈主”的纪实摄影师之一，亦然圈子里常提到的“朱公”。

从上世纪60年代初始，朱宪民初始用相机纪录黄河沿岸的寻常匹夫。尔后，他的创作主要围绕三大系列：黄河系列、珠三角系列和北京城系列。

2023年11月25日，朱宪民个东谈主摄影展 “黄河匹夫”在中国好意思术馆开幕。160余幅像片，展示了从黄河开头地到黄河入海口拍摄的匹夫生活画卷，呈现60余年间中国社会生活和时间精神的变迁。

这场影展险些成了当下中国摄影界的嘉会。今日不雅展的东谈主数接近2000东谈主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副布告、《中国摄影家》主编、朱宪民的多年好友李树峰说，“朱宪民不仅是中国最早拍摄宽泛东谈主那批摄影师之一，更是目前中国纪实界宽敞名家的师父。”

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、当代新闻摄影之父卡蒂埃·布列松也对朱宪民评价有加，1988年，布列松在朱宪民作品的扉页上写下了“你有一对发现真义的慧眼，真义之眼，遥远向着生活”。

黄河匹夫影伸开幕式上，朱宪民正在发言。新京报记者 隋坤 摄

“看成摄影师的连累”

11月25日，新京报记者在中国好意思术馆的休息室，见到了正在准备影伸开幕式的朱宪民。

朱宪民主动与记者抓手，连说了几声“辗转”，之后连二赶三地走到好意思术馆门口，招待不雅展的嘉宾。途中总有东谈主对他打呼唤，他也老是回以含笑和点头暗示。快到门口时，还有东谈主主动为他披上了我方的外衣。

下昼两点半，开幕式崇拜初始，此时朱宪民也曾脱下了帽子。坐在台下的他老是低着头，脸上略显疲态，但比及上台发言，他又变得精神焕发，笑着对不雅众说：我建立于黄河岸边的宽泛农民家庭，赶上了好时间，黄河匹夫即是我的兄弟姐妹、长辈乡亲。但愿几许年后，当不雅众看到这些画面，不错从中了解中国东谈主也曾这么生活过，这是我看成摄影师的连累。

开幕式放肆后，朱宪民被热情的不雅众条目合影。他我方采取了一个后光较亮的位置，让不雅众一个个前来合影。每当有孩子出当前，他的笑脸老是愈加灿烂。合影表率放肆后，新京报记者盘问朱宪民是否感到“累并欢畅”，他说，准备影展的这段时期“一直有这种嗅觉”。

此次影展的策动是从岁首初始的。“本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与数字艺术研究所开垦35周年，朱宪民是当年的第一任长处，并且本年如故他的80岁大寿。看成中国摄影界的标杆之一，咱们有益选在本年，策划了此次影展。”李树峰说。

正如李树峰所说，朱宪民在圈子里“又红又专”，中国摄影东谈主对他的尊重都凝练在了“朱公”这一称号中。

朱宪民（后排左一）在影展上与不雅众合影。新京报记者 隋坤 摄

从农村少年到摄影记者

1960年，山东范县(后划归河南)17岁的农村少年朱宪民决定“闯关东”，临走前，一辈子务农的父亲只跟他说了两句话：“别坑东谈主，别违警。”

朱宪民王老五骗子一东谈主来到辽宁抚顺，恰巧遭遇街谈办招工，使命主谈主员热心帮他先容使命：修表、剪发、搓澡。他以为“不够体面”，于是街谈办又给他先容了一份在摄影馆的使命，并告诉他“再挑就无论你了”。

最终，朱宪民遴荐了相对低薪的摄影馆学徒。他那时还不懂什么是艺术、假想，只以为“在大盒子眼前给别东谈主拍照很簇新”。

这成了他摄影生计的开拔点。

朱宪民在四四方方的取景框里发现了我方的禀赋。“半年内我就掌抓了从拍摄到冲印的总计圭臬，是总计学徒里最快的。”

在日常使命的历程中，朱宪民发现摄影馆的师父总对一位来冲洗像片的中年须眉客客气气。在他眼里，师父也曾是邻居街坊间受东谈主尊敬的东谈主，但阿谁男东谈主能让师父顶礼跪拜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
后生朱宪民。受访者供图

自后朱宪民从师父口中得知，那位是《抚顺日报》的摄影记者。师父说：“咱们裁夺算摄影，东谈主家那是摄影。”

朱宪民发现，雷同是拍照，我方在摄影馆只可拍“一二三看镜头”，而摄影记者们每天拍的都是东谈主文地舆、江山日月、新闻霎时……“简略那时候脑子里就坚决到，摄影不错是一种生活方式。”

为了已毕当摄影记者的假想，他决心报考吉林省戏剧专科学校。21岁那年，他考入了该校舞台好意思术系舞台摄影专科。

几个月后，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袁小平神话了朱宪民，于是将其带到了制片厂的拍摄车间，让他负责给演员拍剧照。在校手艺，朱宪民参与了《强者儿女》《青松岭》等电影的剧照拍摄使命。

毕业后，朱宪民被分到了《吉林画报》使命，成为了他心向往之的摄影记者。

“为什么不纪录一下黄河两岸，长辈乡亲呢?”

1978年，朱宪民从《吉林画报》借调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，任《中国摄影》杂志裁剪。几个月的借调放肆后，有指挥以为“这个小伙子是可塑之才”，于是将朱宪民留在了北京。

彼时，校正灵通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地面，中国九行八业与海外的接头日益加多。

一年后，他接到了一个欢迎外宾的任务。外宾名叫苏瓦乐，是法国闻明摄影师，来中国调研采风。朱宪民莫得猜测，此次作陪，会让我方的摄影生计迎来庞杂的治愈。

一瞥东谈主的第一站是西双版纳。那是朱宪民第一次看见海外同业如何拍摄：“苏瓦乐负责找机位，然后助理赶紧摆好三台焦距不一的相机，大力连拍。那时菲林关于我来说是相比独特的，但在苏瓦乐看来似乎不要钱一样。”

可是这并不是最让朱宪民感到诧异的。“我发现苏瓦乐拍东谈主物的时候，险些都是抓拍。那时我的拍摄理念还停留在‘动作指挥’阶段，看到苏瓦乐抓拍的那些像片，我感到生猛、震荡、直击内心。我的摄影不雅念被透澈颠覆!”

朱宪民向苏瓦乐求教，也想拍出如斯有劲量感的像片。没猜测后者莫得聊如何抓拍，而是聊起了一位专注于画我方家乡的海外画家怀斯。随后苏瓦乐问“你的家乡在哪?”朱宪民说“我建立在黄河滨上”。苏瓦乐笑着对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纪录一下黄河两岸，你的长辈乡亲呢?”

这是一个蜕变朱宪民摄影生计的问题。 “是啊，我建立自黄河岸边。我所罢职的诸多文化习俗或生活习惯都与这条马咽车阗的‘母亲河’唇齿相依，万千中华儿女也一样。奔涌了千年的黄河与炎黄子孙之间的羁绊，是绝佳的拍摄题材!”40多年后的今天，朱宪民对新京报记者聊起了那时的心理步履。

从此，朱宪民初始了长达几十年，对黄河匹夫、黄河文化的纪录。如今，这些像片见证了中国时间变迁，也成为中国纪实摄影史上的名作。

将镜头瞄准宽泛东谈主

新华社退休干部侯书明于今仍牢记第一次见朱宪民时的场景：“那是1982年，我刚从山西长治一个国营厂的宣传科调到《中国摄影》杂志学习，那时朱老诚即是带我的杂志裁剪。他话未几，让我先不心焦拍，先看各地寄来的优秀作品。”

几天后，朱宪民初始带侯书明在北京城内采风。朱宪民的名字侯书明早有耳闻，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，朱宪民拍的像片总能出现在各类摄影奖项当中。这些像片中有大汗淋漓又不忘相互含笑暗示的车间工东谈主，也有围在沿途笑靥如花的纺织女工。

“但那次见到朱老诚，我发现他在拍一些阿谁年代很有数到的像片。”侯书明回忆。“险些都是抓拍的宽泛匹夫，东谈主物景况千奇百怪，又相称简直。嗅觉就像是我方目前发生的一幕幕。”

朱宪民给侯书明借了一辆自行车，两东谈主带着相机满北京城转，两东谈主的拍摄对象十分接地气：遛鸟的大爷，“晒墙根”的老东谈主，袖子擦鼻涕擦得锃亮的泼辣孩子和冰面上摔得四脚朝天的后生。两东谈主日日流连于北京的贩子，镜头里“莫得水至清则无鱼，全是下里巴东谈主”。

侯书明于今仍记妥当时朱宪民说的话：“只好不理解冰消，300年后山如故那座山，景也如故阿谁景。但是东谈主不一样，只好你不拍，三五年就不一样了，并且每代东谈主有每代东谈主的不同。”

那时的朱宪民，已将镜头瞄准宽泛东谈主。彼时像他一样的中国摄影师并未几。

黄河流域、珠三角和北京城系列是朱宪民从阿谁年代一直创作于今的作品。三个系列有着共同的主题：纪录宽泛东谈主的时间变迁。

“那时朱公也曾初始纪录生活在黄河两岸的宽泛匹夫了。从位于青海的三江源到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，朱公的萍踪遍布黄河沿岸。”侯书明说。

侯书明曾几次陪朱宪民去过黄河滨上的闾里进行拍摄。两东谈主老是在离村子三四公里的所在下车，然后拎着相机在集市、黄河大堤上闲荡。朱宪民心爱用长焦镜头，“离拍摄对象远远的，无须惊扰他们”。

家乡依旧质朴，城市的迭起、经济翻滚的空想并未膨大至此。稳定老木船上挤满劳顿的东谈主，黄沙漫天的石板上孙儿眼巴巴望着祖父手里的珐琅大碗。他有几次拍摄恰巧被乡亲发现，有东谈主追着要给他钱，“因为他们以为相片不成白拍。”

纪录时间的变迁

朱宪民用相机纪录下变革社会中千里默的宽泛东谈主。

朱宪民的男儿朱天霓说，雷同是在中国拍摄农民或宽泛东谈主，一些异邦摄影人人的作品，老是充满了“鸟瞰感”，镜头老是割裂于拍摄对象以外;而父亲的作品， 就像是站在他们中间拍的。因为父亲就来自他们。

朱宪民的代表作名叫《民以食为天》，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河南农村。像片里，爷孙两东谈主正蹲在地上吃饭，爷爷举起手中端着的粗瓷大碗，挡住了我方的面部;驾驭的小孙子手里则捧着一只防摔的塑料碗，目不别视地看着爷爷将碗里的食品“吃个底朝天”。

这张像片从发表以来，就握住有辩驳家对其进行领略，最受朱宪民认同的，是“作品代表了时间变迁”的辩驳。“一个粗瓷大碗和一个防摔塑料碗，一个皮肤粗陋的老者和一个见识无邪的娃娃，一件粗布棉衣和寂静卡通棉服，这些元素无不代表了两代东谈主之间从物资到精神上的立异。”

朱宪民的代表作《民以食为天》。受访者供图

但在阿谁年代，很多东谈主并不睬解朱宪民“为何要拍中国空泛过期的一面”。

“不事自后这些不同的声息都不明显之了。那是刚刚校正灵通的年代，社会想潮每天都在发生变化，结实我的东谈主越来越多。”朱宪民说。

朱宪民的创作时期轴很长，无论是在阿谁不被结实的年代，如故现在这个“将他的像片既当艺术又当文件看待”的年代，他都风雨无阻地纪录、创作着。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和2000年去过两次山东聊城，拍摄了不同庚代的两对姐妹。两次拍摄，纪录了她们从“破棉袄到羽绒服”的变化。

朱宪民对记者说：“你看，那么多年昔时了，黄河如故那条黄河，但两岸的东谈主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我有幸将它纪录下来，是我的红运。”

朱宪民是中国摄影界公认“最早将镜头瞄准宽泛东谈主”的纪实摄影师之一。受访者供图

“当你看懂了这些，你就能结实我”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朱宪民“别具一格”的作品立场迟缓受到圈表里醒目。1988年，他被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，组建了摄影研究所(今摄影与数字艺术研究所)。同时，他还凭借我方的爱重和各方撑持，创办了《中国摄影家》杂志，并出任社长兼总编。

如今，朱宪民的摄影生计也曾走过60余载，圈里一又友都尊其一声“朱公”。一又友们尊重的不仅是朱宪民的艺术造诣，还有他的为东谈主。

李树峰对新京报记者说，几十年来，朱宪民的家即是中国摄影东谈主约聚的所在。“咱们年青时，从外地来京的一又友就心爱住在朱宪民家里。他爱东谈主沈老诚就天天负责给群众作念饭，未必候跟活水席似的。”

2007年，李树峰被调到《中国摄影家》杂志使命，与正在担任主编的朱宪民有了错乱。自后朱宪民不在杂志使命，但李树峰发现朱宪民依然来者不拒。

“朱公在圈子里又红又专，但险些不搭架子。有要紧步履需要朱公站台时，他很少休止。”李树峰说。

热情、乐于助东谈主是朱宪民给一又友留住的印象，但在儿女眼中，朱宪民算不上一位“善良”的父亲。“他从小对咱们条目很严格，小时候他加班多，在家时期少，我跟弟弟有点怕他。”朱宪民的男儿朱天霓说。

在朱天霓心中，朱宪民是一副典型的中国式严父的形状。

朱天霓顾虑里的父亲在家中话少，但给儿女立下的礼貌多。“咱们家饭桌上，每东谈主只可夹离我方近的菜，饭桌上摸头、摸脸更是不不错。还有即是严禁在背后嚼别东谈主舌根。”

比及朱天霓上初中，芳华期的她与父亲迟缓产生了一些隔膜。“有一次开家长会，我爸居然去错了班。我那时尽头伤心，以为我爸极少都不照拂我。于是到家后我对我爸喊谈，‘你就知谈拍那些像片，谁去拍不行啊!’”

朱宪民听到男儿的话，莫得辩解。他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动了动嘴，莫得说出来。

待到高中时，朱天霓准备出洋留学。临行前一晚，她与闺蜜在外面一夜狂欢。第二天早上，母亲责骂她“立地要走了，也不跟咱们说言语”，而朱宪民一言不发，往男儿的行李箱里放了一册我方的摄影集。

朱天霓下飞机时已是夜深，她大开了父亲的摄影集，只见扉页上写着“当你看懂了这些，你就能结实我”。

“那本摄影集主如果黄河匹夫系列像片，像片所抒发的心思既有质朴的相互匡助，又有黄河匹夫世代相传的风俗文化。”朱天霓说，“直到我看到父亲写给我的那句话，我才知谈那时我的言而无信，对父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，也透澈结实了摄影关于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。”

如今，也曾80岁的朱宪民依然莫得停驻摄影的脚步。他的黄河、北京、珠三角三大系列专题仍在拍摄，但镜头从农民贩子转向了年青东谈主。

“现在的年青东谈主似乎与咱们那时不一样了，我想这亦然社会握住发展所带来的变化。”略略停顿后，朱宪民逐字逐句地对记者说：“我会一直纪录下去，直到我拿不动相机的那天为止。”

新京报记者 隋坤

裁剪 胡杰 校对 卢莤